民盟中央:雄安建设要注重保护白洋淀

第二，临时工往往是年轻人，参与执法工作时间不长，人员流动又比较大，缺乏时间来积累执法经验和智慧，执法能力不足。

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指出: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它要求在公共领域公正地对待和确保每一个人的权利，各种职位对一切符合条件的人开放，允许并鼓励不同阶层、地域互相开放，允许社会成员自由流动。

即使是西方的文化和价值也不全是糟粕，马克思主义就是源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价值体系。在亚非法协第五十四届年会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指出: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合作共赢更是大势所趋，推进国际法治是人心所向。[35] 温家宝: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 年 2 月 27日，第 2 版。人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表现在: 1) 任何权利都是或应当是与义务相互依存的，而且，权利的实现往往是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进一步部署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任务。

如美国 《独立宣言》宣布: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任何一种秩序都能够称得上是 包容性秩序。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二，实体公平，就是权利义务对等，既不允许存在无权利的义务 ( 奴役) ，也不允许存在无义务的权利 ( 特权) ，每个人都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自由地行使权利，忠实地履行义务。[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鲜明的本质特征，也是最基本的经验和最根本的遵循，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果自由权利意味着为所欲为，那么自由就不复存在了，因为这将是对自由的互相否定，所以，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他的情绪、他的注意力，以至他的好恶都可能不规则地改变或转移，他的认识和理解会出现偏差以至陷于成见，他的行为可能失却理智而被情绪所左右。

韩非宣称: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究其根源，在于在我国仍然缺乏坚实的人权法治文化，人权还不够神圣，有些官员和执法者就是不把人权和公民权利当回事。

在法治领域，无论是古人所说的 定分止争，还是今人所说的 良法善治，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各主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都是法治的精髓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法治定理，他说: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4]199。[16] 罗伯斯比尔: 《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年。

美国程序法学派提出 程序法治 概念。虽然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由于普遍缺乏规则文化，法律规则经常成为摆设，法律实施状况堪忧。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倾向于把法治归结于程序正义，指出: 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实行法治，就是要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

马克思说: 人权是权利最一般的表现形式，社会的问题 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11]15。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其起源和实际运行看，更多的是体现民主理念，特别是代议民主理念。

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也表明法和正义是密不可分的。在人治化的治理中，在重大决策事项上，领导人个人说了算，看起来决策效率很高，但由于个人的见识、智慧和能力毕竟有限，这种决策方式很容易出错，甚至在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且往往难以自我纠正。

对于具有规则意识的公民来说，法律规则不仅规定了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模式，而且提供了依照规则而行为的动机，以及批评违反规则的行为的理由和标准; 法律是国家制定的，但其实质是社会共识，是全体公民的公约，违背规则就是对公约的破坏，应当给予惩罚。安全理事会积极预防和解决地区冲突，设立特设刑事法庭，把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个人绳之以法，通过法治手段，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恐怕是任何国家的政府、任何一派学者都不可能公然否定的价值共识。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两个声音才是精神存在的最低条件。罗伯斯比尔说: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有一种观点认为，普适文化就是西方文化。

在古往今来的一切国家中，对法治的威胁和危害主要不是来自公民个人，而是来自公共权力和国家官员。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对治国理政活动的监督权，拓宽人民群众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渠道，推进监督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

[31] 朱熹: 《学校贡举私议》，《朱子大全》卷 69，四部备要本。古希腊思想家认为 美是和谐的比例，数是比例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以表现为某种恰当的数的比例关系。

罗马法对自由权下的定义是: ‘凡得以实现其意志之权力而不为法律所禁止者是为自由。势即权力或权威， 术即监督、考核、驾驭群臣的手段。

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在法治国家，正当程序 ( 程序正义) 至关重要。发扬共和精神，塑造共和文化，要大力推进公共治理。[14] 列宁: 《列宁全集》第 1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以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为例。邓小平同志树立了以理性精神支撑法治的范例。

[27] Aldis W，Wright M A. Bacos Essays and Colours of Good and Evil with Notes and Glossarial Index，New York: theMacmillan Company，1899.[28]习近平: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 年 12 月 5 日，第 2 版。不仅要切实保证当代人的机会公平，而且应当关注和保证后代人机会公平。

这里讲的规则公平主要是指政策和法律规则要公平。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 在于人民中那些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力量[14]50。

所以，要求领导干部要率先养成遵守规则、执行规则、维护规则的习惯，是很有针对性的。[32]180马克斯·韦伯、马克思也都把理性作为解释法律概念和法律观的关键词。[21] 雅维茨: 《法的一般理论———哲学与社会问题》，朱景文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新形势下，亚非各国应继续发扬万隆精神，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37]。

权利公平包括三重意义: 一是权利主体平等，排除性别、身份、出身、地位、职业、财产、民族等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公民皆为权利主体，谁都不能被排除在主体之外; 国家对每个公民 不偏袒、非歧视。同时，要坚持和改进党对司法的领导，加强和改进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 要大力培养理性的司法文化，尊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为司法机关创造公正司法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

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言: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 的判决却弄 脏了水源。第四，要致力于引导和维护中国与世界的和谐，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法治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民主、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

我们将在加快国内法治建设的同时，为推进国际法治进程做出更大贡献。第四，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特别是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完善党务公开、立法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增强治国理政活动的透明度。